他们自制了一张“结婚证”，是用1980年代通用的一种奖状做的，上面写着“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白头偕老，挑战传统”。
他们给自己营建了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只有那些可以理解包容他们的人：双方的家族、个别的老同学、大杂院里的部分邻居，还有圈子里的少数朋友。只有在这里面，他们的婚姻才是安全的。
为了纪念“结婚”20年，他们专门照了相，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新华社在一篇同性恋报道中所指出的：一个以隐秘为特征的时代结束了。
李蜀仁和孙庆生是两个年届五十的男人。到今年他们整整在一起生活了20年，他们把在一起的生活称为“婚姻”。
没有法律承认这种“婚姻”，这种“婚姻”也不能公之于众，20年来，他们基本上过着隐形人生活：在众人眼里，他们是大老板和二老板，两个事业有成的商人，而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
“结婚”20年，他们决定庆祝一下。和他们走过的5年、10年、15年“结婚”纪念日一样，这种庆祝只能在“圈子”里进行。
“天长地久有没有”，成都同性恋者之间传递的一份内部刊物《同心》以此为标题盛赞他们20年的爱情，美誉他们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赞誉他们婚姻的还有李蜀仁和孙庆生的家人，李蜀仁85岁的老母亲，60岁的大姐，还有孙庆生的父母家人。“就是娶个婆娘也不一定这么好。”李蜀仁85岁的老母说。
为了纪念“结婚”20年，他们专门照了相。照片上两个人都穿着唐装，李的唐装是青色的，孙的唐装是大红的，李坐着，挺直着身板，显得硬朗而健康，孙站在李的身后，笑容可掬。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是一对夫妻的标准照，甚至从他们的眼神里，竟然可以看出“夫妻相”，——长久相守让两人越来越相像。
但是这种照片还不能去专门的照相馆里照，成都关爱小组的成员承担了这一任务。
20年前这对男人自制了“结婚证”，指天发誓，今后两个人将彼此的生命放在一起。
“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我们白头偕老。”
李蜀仁说他曾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男孩子，调皮，打架，喜欢一切冒险的事。和李蜀仁一个院子长大的吕光美说，李蜀仁常常被母亲拿了竹竿子打得满院子跑。“性子野得很”的李蜀仁和别的男孩有一点不同，就是在青春萌动的时候，他脑子里幻想的“全部是男人的身体，只要是去找女孩的事，一帮男孩兴奋得一哄而上，我就躲得远远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而孙庆生的性情和李蜀仁完全不同。从小他就是一个漂亮、羞涩而内向的男孩，女孩喜欢的事情他最为精通，踢毽子、跳绳常常是女孩纷纷败下阵来，最后他还留在场上。在大学里，因为舞跳得好，他成为学校舞蹈队的成员。一张30年前的黑白照片留下了他跳舞的情景：一个大眼睛的男孩，全身充满韵律，四肢张开，好像要飞起来一样。
两个男孩的第一次性经历都是和男人发生的，都是在看电影时结束了童贞。
李蜀仁说他这一生从来没有对女性有过性冲动。他认为他的“毛病”是娘肚子里带来的，并且坚信这一生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改变，除非将他的肉身化了，投胎重做。
孙庆生不能肯定，如果他的第一次是和一个女性，他是否会成为“另一种人”，他可以肯定的是，自从有了第一次，他的性取向就变得非常地确定。
但是那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痛苦欲死。
“半夜醒来枕头常常是湿的，就是在梦中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是这种人。”
这种人在那个年代被看成是不男不女的人妖，是怪物。
“你得强装笑脸言不由衷戴着面具生活。”
最大的痛苦不仅是这些，最主要的是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李蜀仁偷偷地去找过医生，医生说是他的“世界观有了问题”，建议平时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多进行体育活动，将注意力转移到运动上来。
孙庆生直到上大学的时候才查到了“同性恋”这个词：“由于男子或女子的某一方的不愉快而孕育的孩子，容易出现性倾向问题”，这个让他匪夷所思的说法并没有解决他的困惑：自己是不是个妖怪；自己是不是得了一种病；这种病是不是可以改掉或者治好；自己将来怎么生活……
1980年代初李蜀仁和孙庆生各自生活在成都和重庆。李在一家工厂，是顶替父亲才从下乡的知青变成工人的；孙在读大学，因为考上了大学才离开乡下。那时候他们都27岁了，在各自不同的城市经历着相同的煎熬。
孙在大学里恋爱了，是一个男孩，学校学生会的主席，大学里的公众人物。“我们之间好像有磁铁似的，很‘微妙’，不知怎么心就相通了。”
但是两个人同时都变了，阴影长在心里了，眼睛总是瞟来瞟去，贼溜溜地观察每一个人的表情，终于他顶不住压力，找了一个女孩“耍朋友”去了，他要证明给大家看：我很正常，我对女人感兴趣。
实际上他根本不碰女孩一下，女孩假装和他比个子脸都快贴着脸了，他心里明镜似的，但就是不能拥抱她。
“我们剧烈地吵架，我痛苦地用头撞树，整夜地哭，想死。”
“有一次在浴室里，看到一个年龄大的男人靠近一个年轻的，结果被那年轻人一耳光掴在脸上，我当时心都寒了，我们这些人老了怎么办？”他说。
成都人对同性恋者有一个形象有趣的称呼：“飘飘”，将同性恋活动的地方称为：“飘场”。
李蜀仁对此的解释是：同性恋者就像“浮萍”，一方面是活动场所的漂浮不定，一方面是心里的飘的感觉。
孙庆生大学毕业以后到了成都一所中学教书。
两个人接触，你喜欢别人，别人可能不喜欢你；别人喜欢你，你可能又不喜欢他。交往长的，维持几个月，短的，就一次两次。“那是一种魔鬼般的不可扼制的诱惑，知道那个不能干，但就是抑制不了自己，骂自己和畜生一样，恨自己受性的驱使。”李蜀仁说，“分手，伤害，伤口都留在心里。时间长了，觉得在这个圈子里没有真感情。”
在李蜀仁母亲的眼里，这个二儿子是个惹事生非不安定的家伙，高兴了东游西逛整天不回家，不高兴了睡在床上几天不起来。可他也是最被看重的孩子，三个男孩里他长得最健壮，另两个男孩先后结婚生下的都是女孩，传香火的重任非这个二儿子莫属，所以父母像搞轰炸似的介绍对象，逼着他结婚。可他多漂亮的女娃见都不肯见，逼急了就说要自杀。
“他冲着我妈妈喊叫：‘你咋的把我生成这样子嘛’，我们一直都不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妈妈把他生成啥样子了，不是好好的嘛，一个人高马大的大男子汉，这句话就像是一个
谜语，我们一家人猜了20年才搞明白。”李蜀仁的大姐说。
“我们这些人的眼神都是一样的，飘飘的，很茫然的。”李蜀仁说。
“飘泊够了，好没意思。”孙庆生说。
“有一次在浴室里，看到一个年龄大的男人靠近一个年轻的，结果被那年轻人一耳光掴在脸上，我当时心都寒了，我们这些人老了怎么办？”
你的欢乐悲伤总得有人说，你得有人分担，你得有寄托，“这一点上我们这样的人和男女之间绝对是一样一样的，而这种情感是父母兄弟之情所不能替补的。”
李蜀仁和孙庆生都在心里生出一种渴望：找一个男人，托付终身。
“我们一见钟情。”“我假装要抽烟，凑上前去说：‘借个火’，实际上我身上是有火的，他没有将燃着的烟递给我，而是很郑重地从包里掏出火重新给我点上。”
一本书救了孙庆生。那是一本从香港影印过来的书，白色的封面，没有书名，也没有作者的名字，繁体字，用红的笔、黑的笔画满了道道圈圈，从插图和文字一下就能看出这是一本严肃的介绍同性恋的书。这本书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流传到了成都。
他第一次获得了有关同性恋的知识，他明白了自己是一种特殊性取向的人，并且这种性取向是终身的，不能通过医学的手段进行改变。他第一次知道世界其他国家也有像他这样的人。从十五六岁到30岁，他用了近15年的痛苦与折磨才确定：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
“一天深夜，一个陌生人咚咚地敲门，一进门他就说他是一个同性恋，说自己不想活了，但听说我这里有一本书，想死之前看一看。”圈子里的消息传得特别快，但被人找上门来孙庆生还是吃了一惊。这本影印书在圈子里流传，每流传一个人，书上就多一些道道圈圈。
孙庆生至今还保留着这本书。看过书之后，他在圈子里求证：同性恋应该选择怎样的生活。应不应该和异性结婚。和异性结婚的人有没有改变性取向的。结婚的人是不是幸福的。
“我看到听到了一个个悲哀伤感的故事，结婚，离婚，再结婚，再离婚，最后出家做了僧人，就是做了僧人还是改变不了。我打定主意决不选择和异性结婚。”
就在这时，一个深爱孙庆生的女同事因为对孙的失望从学校出走，这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学校领导找他谈话，让他对姑娘负责，孙说，我连她的手都没拉一下，负什么责？
就在承受着内心和社会双重挤压的时候，198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成都著名的“飘场”——劳动文化宫的水池边，孙庆生看到了李蜀仁。
“我们一见钟情。”“我假装要抽烟，凑上前去说：‘借个火’，实际上我身上是有火的，他没有将燃着的烟递给我，而是很郑重地从包里掏出火重新给我点上。”
李蜀仁对孙庆生的评价是性格温顺，温文尔雅，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孙庆生欣赏李蜀仁随和中带点邋遢，性格刚烈，敢作敢为，有头脑不莽撞。
“这是一种缘分，1000个里都不会有一对。”激情过去之后，是两人精神的契合。“你有喜悦想第一个告诉他，他有悲伤想说给你听，那是一种甜蜜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对将来的打算上一拍即合。“当时我说出了上半句，他马上说出了下半句，就是托付终生，白头偕老，一生一世在一起生活。”
这种想法在当时无异于离经叛道，在他们所知的同性恋圈子里，没有人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过。
“我最佩服的是李蜀仁的勇气。他完全是靠自己的思考和对自由生活的渴望而萌生出这个想法的。他这么想，就这么做，在我们认识他一个月后，他就带我住进了他的家里。”
当然，孙住进李家的大杂院是以“战友”的身份。但是，这个住着20户人家、吃饭时都端着碗在院里、每家每户都没有隐私的大院里的人们很快就嗅到了什么。
“两个大男人住在一起，出双入对的，大家都感到奇怪，背后指指点点，当面又不好说什么，毕竟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嘛。”李的邻居吕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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