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学堂
每当提到无人机，我们脑海里闪过的，大多是那个四四方方直上直下、满头“竹蜻蜓”的家伙。麻雀虽小，也能在电线杆上多嘴，无人机螺旋桨的轰鸣声连成一片。目之所及，皆我族类，消费级无人机市场很快就陷入了一场同质
正文摘要:
每当提到无人机，我们脑海里闪过的，大多是那个四四方方直上直下、满头“竹蜻蜓”的家伙。麻雀虽小，也能在电线杆上多嘴，无人机螺旋桨的轰鸣声连成一片。目之所及，皆我族类，消费级无人机市场很快就陷入了一场同质化竞争的苦战。此役过后，大疆开始为人所知，而“无人机”也几乎与“电控多旋翼”画上了等号。但事实上，无人机并不止你我所熟知的那样。即使同为“无人机”，在不同场景里，其形态与功能也是有着明显区分的。显然，应用级市场的冰山一角已经在植保无人机的赛道上展露无遗。小伙用竹子做无人机成功起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随小编一起看看吧。
因为爱岗，所以坚守（我们这里的年轻人·匠心故事②）
来源：人民日报
一
“班长，我也想去培训，帮忙增加一个名额吧！”
“你现在都是副班长了，要学的是管理。还钻那么细吗？”
“管理也不能浮在面上啊。不搞明白细节，怎么指挥呢？”邱中华——国家电网四川超高压公司输电检修中心带电作业一班副班长，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很认真地说。
“但是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培训。人家只给了两个名额。要增加名额，估计有点难。”班长有些为难。
“在高海拔地区做直升机吊人进出电场带电作业，是我们多年的梦想。我如果不先学到胸有成竹，现场指挥起来心里就没底。”邱中华的犟劲上来了，想了想，他说：“只要给我一个培训的机会就行，我自己掏培训费。”
1986年出生的邱中华，性格有点犟。
2010年大学毕业，他应聘到四川省电力公司超（特）高压运行检修公司。入职实操培训的第一天，他发现自己有点恐高。爬训练铁塔，到10多米高的地方时，他就四肢发抖，感到天旋地转。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地面上的。老师让他暂停登高训练，他无比沮丧。他怀疑自己选错了专业入错了行。跟同学打电话聊起来，同学劝他干脆换个工作。一个恐高的人怎么能去从事“高空作业”呢？家里人也支持他再择业。
这个时候，邱中华的犟劲却上来了。他觉得不能遇到困难就绕着走。他决心要战胜“恐高”这个困难。
训练铁塔旁有一个专门用来观摩的旋转楼梯。邱中华就在楼梯上做俯视地面的训练，从三层，到四层，再一层层往上……每一个高度，他都要训练到眼看地面心不慌、靠近栏杆脚不颤，以慢慢适应那种从高往低看的感觉。
这样练了近一个月，从旋转楼梯的顶层往下看，也没有了不适感。邱中华有了信心，开始去练习爬训练铁塔。每天早上第一个来，晚上最后一个走，中午也不休息。到实训结束的时候，他的恐高症克服了，爬塔水平也上去了。
公司精心挑选人员组成带电作业班。进行体能测试的时候，3公里跑下来，邱中华吐了血丝。师傅饶建彬劝他退出。因为带电作业也是个体力活，要受得住屏蔽服里的高温高热，身体素质不好可不行。邱中华不服气，犟劲又上来了，说等半年训练完了再看。长跑、仰卧起坐、俯卧撑、蛙跳、冲刺跑、快速登塔训练、50公斤吊重拉绳训练……他每一样都比别人练得更多。6个月后，他的身体强壮起来了，跑5公里都没问题。
经过战胜恐高和体能训练，邱中华不仅在体质上有了提升，在心理和意志力上也实现了跨越。他相信只要努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邱中华犟赢了。
邱中华不怕别人说他“犟”。“带电作业”本身就是同“停电作业”犟啊！人的安全耐受电压是36伏，带电作业却要在一两万倍于安全电压的情况下工作，这不是“犟”吗？可是，电网不能停，一条±800千伏的线路满功率运行，可以为4亿盏20瓦的电灯提供电力。如果停电一小时，直接经济损失就是几百万元。带电作业这个“犟”，犟得有价值。
屏蔽服是带电作业的保命服，是用特殊导体材料和纤维材料制成的。衣服并不重，但封闭性极好，一旦穿上就不散热了。到了夏天，身体在里面就像被捂在蒸笼里一样，很容易中暑。因此，夏天进电场前，邱中华会先吸两支藿香正气液，再抓过钢化杯喝几口夏桑菊茶，既是漱口又是补水。但他又不敢多喝，因为高空作业有时比预想的时间要长，为减少麻烦只能补充少量的水。
二
邱中华喜欢同工器具犟。
他刚刚参加带电作业没多久，就对在绝缘子上作业时要费力弯腰取吊物，感到不满意。下了班，他找来废旧的角钢，焊了个滑车支撑架。支撑架卡在两串平行的绝缘子之间，利用一个固定点，把滑车的位置移到高点位。这样就不用在高空弯腰到低点位取东西了。这个小发明挺实用，让大伙儿干活更便利了，班上的人对这位大学生多了些亲近感。
接着，他又将目光对准滑车。他把滑车变成防缠绕开口灌绳式滑车。对绝缘子拆换时的受力卡具，他也较上了劲。以前针对不同样式的绝缘子要带不同的卡具，卡具多得连库房都快放不下了。有没有一种办法让绝缘子的卡具通用？他和小伙伴动起了脑筋。有了想法，再找办法。他们很快想出了“拆分”的方法：把卡具拆分为卡具座和内衬套，卡具座通用，内衬套采用不同型号搭配。这样每次去工作现场，只需选用不同的内衬套就可以了。一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当看到青年员工每每为绝缘子绑扎不牢而担心时，他又发明了“绝缘子金属吊钩”，像钓鱼一样把绝缘子“钓”上去，又快又稳当。
但邱中华有时对自己发明的东西也不满意，他不停地进行改造升级。在有三串绝缘子的特高压场所，他改进了自己之前制作的支撑架。他还和同事研制出了一种新型装置，可以让工人在绝缘子更换时坐着工作，这样不仅更加安全，而且更加舒适。
还有一次，邱中华本来在家里整理资料，师傅饶建彬让他给施工现场送个工器具去。他跟师傅说，反正要送工器具过去，就顺便安排他进电场参加带电作业好了。饶建彬知道这个徒弟是想多干、多看、多积累，他对徒弟的脾性慢慢开始喜欢了。饶建彬重新提交了第二天的作业计划，把邱中华派进电场作业。这一次带电作业，邱中华还真有收获。他发现了金具之间连接的O形环有锈蚀的隐患。O形环带电更换，怎样最省事？以前没考虑过。从现场回来，他睡不着了。与几个同事一起，花了一个月时间，研发出了单根子导线卸力装置。
就这样，不到10年时间，邱中华和他的团队创新发明了23件带电作业工器具，申报了30项专利。
邱中华的革新动力，最初是想获得班里同事的认可。他要改变大家对他“文弱书生”的印象——那可不仅仅是体能提升就能做到的。后来，他的目标提升了，变成了想把带电作业中以前不能做的变成能做的；把以前不好做的变成好做的。他喜欢一句话：创新，就是要实用。
邱中华还同带电作业方法犟。
四川有2万多公里的500千伏超高压线路和5条±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的起始段。线路经过的地方，地形、地貌、气候都很复杂。这给四川的带电作业提出了更多要求。以前，高压带电作业进电场的常用方式有跨二短三走进法、秋千入场法、绝缘软梯攀爬法等。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邱中华琢磨上了。他从攀岩杂志上看到国外有一种电动自提升攀岩装置。他来了灵感，把这种方法借用到了带电作业中。邱中华与同事从机械原理分析到3D建模画图，从受力理论研究到附件加工定制，加班加点完成了无人机配合自动起降装置的设计，并于2015年进行了实用检验。他们终于让带电作业从“爬楼梯”升级为“坐电梯”。
在超过3000米的高海拔地区进行特高压带电作业，2017年以前是个空白。邱中华立志带领团队填补这个空白。他们做了多次计算、演练。2017年春节前，在海拔3100米的地方，他穿上屏蔽服，戴上面罩，进入±800千伏的等电位中，成功消除了线路隐患，确保了春节期间人民群众的用电安全。
邱中华的犟，赢得了同事们的认可。大家说，这个大学毕业生，还真有两下子。
三
邱中华也同自己犟。
优秀人才，哪里都想要。有部门想让邱中华离开班组到部门工作。邱中华回绝了。他想起了“竹子定律”：竹子用4年多时间来长根，才能在后面用很短的时间迅速长高。他觉得他“长根”的时间还没够，带电作业的工作还没做精。他和伙伴们还有好几个想法没实现。对于高海拔地区直升机吊人进出电场带电作业，他们从2013年就开始计划和争取，但是好几家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听说让直升机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方飞，都摇了头。
这一次，终于有家航空公司愿意来尝试。进电场的人要严格培训同直升机的配合。邱中华虽然不进电场，但他是现场指挥。他想，只有参加培训，才能掌握关键点，进而制定稳妥的方案。所以，他倔强地申请，一定要参加培训。
邱中华这些年参加了不少培训、交流。以前每次都只能听，后来有时候也能做点分享。他觉得每次参加培训都有巨大的收获。同时，能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去，让别人少走一些弯路，他也有一种成就感。
为了参加这次培训，他去找工区主任，找副总经理，找总经理。单位最后向航空公司解释说，邱中华是全国能源化学地质系统的“大国工匠”，是全国劳模，去了可以讲讲高海拔施工的注意事项，还可以分享工作经验……对方也许是被这份执着感动了，同意多给一个培训名额。
在长达一个月反复、枯燥的培训中，邱中华学得最认真、练得最刻苦。白天训练飞行操作，晚上总结。模拟训练、技术演算、安措考量的稿纸写了一摞又一摞。为了确保作业方案万无一失，他还积极联系兄弟单位的技术人员、行业内带电作业的专家，在研讨中完善了《高海拔地区直升机带电作业方案》。
经过前期的精心准备，高海拔地区直升机吊人进出电场带电作业终于正式实操。2021年10月的一天，大凉山上林木葱茏，温暖的阳光照耀着万物。在锦屏到苏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52号塔位附近，一架直升机稳稳地悬停在200多米高空。直升机腹部垂下4根挂着吊篮的吊绳，两名作业人员站在吊篮里，从两根地线间穿过，平稳降落在导线上……听着直升机返航的嗡嗡声，作为工作负责人的邱中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成功了！一个空白被他们完美地填补了！
10年来，邱中华和他的团队进行了1300余次带电作业，减少停电时间达2800余小时，创造的经济效益以亿元为单位。他的犟，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也犟出了成绩。
四
不过，邱中华并不是事事都犟。当同事给他提建议意见时，邱中华很虚心。师傅饶建彬批评他在工作中的失误时，他没犟过半句嘴。
邱中华以前工作完成后，喜欢在高空做“V”形的胜利手势，然后发个微信朋友圈。一次，他同另一位师傅王利华在高空带电作业。在中间歇息的片刻，邱中华抓拍到了王师傅一个帅气的姿势。下塔后，他拿着手机得意地对王师傅说：“师傅您看，您这个状态好有英雄气。发给师娘看看吧！”不料王师傅却对他说：“发这些给她干什么？难道还不够担心吗？”这句话击中了邱中华的心，他半句也没犟，因为他想到自己每次外出作业后，必须要给家里打电话，否则妻子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还想起妻子唯一一次在电话里带着哭腔骂他，就是因为一次作业后，手机没电了，与家里失联了一段时间。
“犟人”邱中华，所有的犟都只为了一件事：把工作做得更好。
制图：赵偲汝
无人机的田间突围
文 / 庞好
编辑 / 建东
每当提到无人机，我们脑海里闪过的，大多是那个四四方方直上直下、满头“竹蜻蜓”的家伙。而造成如此印象的孽缘，便是四年前，那场“群雄战大疆”的千机大战。
仅当年10月，就有近600家企业参与其中。麻雀虽小，也能在电线杆上多嘴，无人机螺旋桨的轰鸣声连成一片。本着夯雀先飞的原则，很多人想也没想就扎堆进场，期待靠着电控多旋翼无人机在消费级市场破冰。目之所及，皆我族类，消费级无人机市场很快就陷入了一场同质化竞争的苦战。
此役过后，大疆开始为人所知，而“无人机”也几乎与“电控多旋翼”画上了等号。
但事实上，无人机并不止你我所熟知的那样。即使同为“无人机”，在不同场景里，其形态与功能也是有着明显区分的。
就拿无人机圈子里广为流传的一条鄙视链来说：做军用的瞧不起搞民用的；搞民用瞧不起玩航模的；众模友不服：“航模是航模，不是大疆造的玩具”；这时，AR drone站起来发言：“做玩具，我们才是专业的”。
而这“玩具”，指的便是以疆“精灵”系列为代表，供业余人士尝鲜娱乐的消费级千元机、万元机，而更高端一点的“悟”系列、“禅思”系列，则被归类于专业航拍工具，也就是专业级无人机。
可以说，大疆的产品战略一直以来都是既搞“民用”也卖“玩具”，走的是一条航拍领域的垂直路线。可自打大疆一战成名，它的身份就不再只是一个垂直品牌。
顶着全球无人机领跑者的光环，先后吸纳了超过11亿元的融资，大疆能否继续扩大优势，乃至上市IPO，都是外界格外看重的。
但就在2017年以后，占据超过七成全球份额的大疆无人机销量却开始明显放缓，一度释放出市场饱和的信号，这让大众的视野逐步跳出消费级市场，望向更加广阔的应用级市场。
曾被大疆打得被迫转战农业领域的的极飞又高调了起来，就在刚刚过去的11月15日，极飞正式宣布完成新一轮12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显然，应用级市场的冰山一角已经在植保无人机的赛道上展露无遗。
避开大疆独步的航拍武林，无人机大小不一的螺旋桨，终于撕破了业界许久的平静。山河扭转，风云易变，这条关乎无人机产业未来的突围之路究竟要如何去走？
突围契机
回溯无人机的变迁，它在农业上的应用远早于航拍领域。
最先开始利用机器辅助农业生产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而用飞机进行农业灌溉和植保工作是在二战以后。
1921年，美国俄亥俄州特洛伊附近，陆军航空队的一位飞行员驾驶着一架JN-4教练机，用临时安置的金属漏斗向下喷洒砷酸铅，他凭借高超的飞行技巧成功杀死了整个果园的天峨毛毛虫，成为了第一个采用动力飞机进行农业喷撒的人。
但他的超强技艺不久就被无人机给盯上了。
80年代以后，随着无人机已经基本解决了“能飞”“能控”的问题，世界各地开始着手于让无人机进入应用场景。1983年，日本的雅马哈接到了来自农林水产省关于发明单旋翼无人机的要求。没错，就是那个做风琴起家，结果把业务拓展到摩托车上的雅马哈。
经过4年探索，世界上第一款真正投入农业喷洒实践的无人直升机R-50问世。“用无人机取代有人机”，这其中的逻辑我们是很好理解的：传统飞机体不仅积大，成本高，最致命的是起落非常不便，一般在田地里，是很难找到一块既长又平整的跑道的，这也是为什么第一代植保无人机并非固定翼结构，而是直接采用了技术更加复杂的单翼直升机结构。
在第一款植保无人机诞生以后，日本便相继出台了一众推广政策，大力促进植保无人机在稻田中的应用，植保无人机在日本迎来了有利的大环境。
随着大量植保无人机企业应运而生，与其配套的服务模式也逐渐建立，依靠着一批类似我国农委、农机协会这样的组织，日本的植保无人机实现了统筹服务，规模化作业。
当技术落到地里，植保无人机的商业模式就被彻底打通了。有了这种统筹服务的第三方消费渠道，整个供应链得到了稳定持久的发展：从对飞手的技能培训到对飞机的保养维修，再到对各种挂载喷头和航空药剂的实验开发，可谓是一应俱全，仅用于水稻这一种作物的药剂，登记在案的就有133种。
凭借着成熟的商业模式，日本的植保无人机产业在日后的二十年间飞速发展，力压美国，成为植保无人机应用的头号强国。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成熟的商业闭环，使得日本的植保无人机一直以来都由雅马哈这一个企业主导，品牌之间并没有形成激烈的竞争，其后果就是使日本错失了一次关键的产业升级。
从2016年雅马哈发布的新机型Fazer R G2来看，这款售价高达1342万日元（折合人民币87万）的无人机仍然采用了老式的两冲程燃油单旋翼，最大续航里程达到90公里，最大载重35千克，除了可以装载至多32升药剂外，还能兼具运输、航拍等功能。
由此看出，日本的植保无人机直到今天都还在朝着燃油直升机的方向前进，虽然技术实力不断提升，但发展思路明显僵化，市场定位也开始模糊不清。
随着日本社会的老龄化现象加剧，上了年纪的飞手更喜欢轻便产品，而年轻一代又不像老一辈那样痴迷于磨炼技术，“油动直飞”正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
与此同时，在隔海相望的中国市场，千机大战正在上演。而所有玩家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更多的消费者为之买单，这让电控多旋翼的机型成了首选。
早在上世纪初期，美国军方便开始牵头多旋翼飞行器的开发，但由于始终无法解决机体过大、载荷能力弱、飞控系统难以驾驭等问题，使得各种实验机型都没有实际的应用价值，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后，真正把多旋翼机型发扬光大的反而是那个做玩具的AR drone。当多旋翼技术从载人平台转移至微型无人机平台，载荷能力弱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加之突飞猛进的计算机技术不断为飞控系统提供优化，由此便拉开了无人机在消费级市场的革命序幕。
与“油动直飞”不同，供人把玩的“电控多旋翼”不仅操控难度低、自动化程度好，而且维修难度小，安全系数高，就算是某个倒霉蛋被它砸到，也不至于上演我们上学时盯着教室里的电风扇所担忧的画面。
老玩家的错位，给了新势力崛起的机会。
其实，早在千机大战以前，我国就已经开始着手推动无人机在植保行业的发展。从2008年出台政策，一直到2013年，相关企业都把开发重点放在如何效仿日本的油动植保机上。
众所周知，只要是“吃油”的玩意儿，其工作都得依托复杂的机械工艺，而我国在精密器械方面的硬实力也就是近几年才慢慢赶上的。就拿我国的传统汽车行业来说，基本是合资企业的天下，到了自主品牌这里，各种碰瓷大牌的“逆向研发”层出不穷，但结果依然只是分食下沉市场。
由此可见，想要在短短几年时间单凭政府扶持就抹平与邻国间的差距是不太现实的。事实也证明，彼时造出的无人机产品不是价格太高就是性能太差，根本无法大规模量产，整条产业链都处于极其脆弱的萌芽状态。
可是，自从2013年过后，无人机的发展方向便开始由油动向电动转移。而要顺应这种趋势，我国的情况就好比是在自家宅基地上拆掉平房盖洋楼，丝毫没有阻碍。另外，电控无人机在供应链上与智能手机有着天然的重合，就拿大疆的Mavic Air 2为例，经专业人士拆解后发现，其中有80%的零件来自于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中的成品零件，这让我国在新生代无人机的开发中获得了与生俱来的优势。难怪千机大战的主战场会在中国。
重新审视这场转型浪潮的顶点，能够看到的不止是由资本卷起的泡沫，倘若仔细搜寻，便不难发现这藏于废墟下的宝藏。
直至今日，尤其是在农业植保这样的应用领域，人们已经很难一口咬定，电控多旋翼与油动直飞究竟孰优孰劣了。虽然电控多旋翼不及直飞高效，但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使其明显更受市场青睐。从纯粹的电动玩具到田间作业的可选项，电控多旋翼已经完全具备了冲击传统植保无人机地位的能力。
回看我国无人机领域的这场突围，正是过往残酷的竞争炼就了我们如今全球领先的产品技术与产业链基础，让活下来的玩家有了反哺应用级市场的能力。
这便是突围的契机。
巨头分野
俗话说，想要成事，必须集齐天时地利与人和。如今，前两个已经有了，缺少的便只有后者。
与日本不同，我国的植保无人机市场并没有很快诞生出像雅马哈这样主导品牌，反而历经了一段艰难的乱象期。
在我国农村，购买农机的渠道都还是集中在线下，不存在较为客观的第三方评测机构，拥有话语权还是接近农民的各大经销商，而事实上，就连这些负责一手采购的经销商也未必能够有效辨别这些产品。
例如莱盛隆，其无人机产品就是在2017年进入东三省农场的。当时的大疆和极飞已在当地布下了据点，谁料这莱盛隆的打法却异常激进，在宣传上直抓两个痛点：
一是负载重。此前无人机负重都在10升以下，莱盛隆宣传的产品最少的负重15升，此外还展示了负重30升和80升的无人机。
二是承诺交付的备用机多。其他品牌大约30台无人机配备一两台备用机，莱盛隆大胆喊出了一台无人机配一台备用机。而这样的噱头背后，却是莱盛隆的产品的确配得上这一比一的备用比，频繁的“炸机”让飞手们苦不堪言，之前承诺的备用机也迟迟未能交付。对此，黑龙江农垦集团辖区下的30多个代理商还曾自发选出代表，拉着横幅闹到了莱盛隆的公司门口。
也就是趁着植保无人机行业播撒鱼苗的季节，不少根本没有研发资质的奸商利用各种手段混淆视听，借机换壳入市，将随意购置的“四旋翼”组件简单拼接再加以包装，不仅骗取了政策补贴，还对本就根基薄弱的消费市场反向教育了一通。
可以说，这都是高科技产业在草莽时期的通病，这样的情况一直到了2018年才有所好转。不仅是监管里力度的提高，更是因为产业龙头的集体发力。
在大疆顺利拿到10亿融资过后，迅速向全行业发起了价格战，首发价为52999元的MG-1经过几次连续降价，在2018年的10月18日直接来到26188元。原本要靠着各种坑蒙拐骗才能做到的低价位，不料转身就变成了一线玩家的行业标准，这自然也就无利可图了。
技术方面，头部玩家争相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智能路线规划、紧急避障、故障自检，一旦一方作出革新，另一方就会立马跟上，这样一来一回，技术门槛也就抬高了不少。
当下，植保无人机产业的争夺已经进入收官阶段。处在头部的大疆与极飞争锋相对，高科新农、翔农科技、汉和航空等T2阵营紧追其后。在技术与价格都逐步走向趋同过后，悬而未决的是商业模式与品牌路线的较量。
回顾大疆在消费级市场的商业模式，贯穿始终的便是产品为王的策略，通过不断优化上游供应链、用技术创新提升产品实力、不断完善经销商体系，最终以远超竞争对手的高性价比抢占市场。但这一战略，在植保无人机的赛道上却并不顺利。
当笔者在民间搜寻有关大疆植保无人机使用反馈时，发现真正从某个功能入手，认真分析利弊者鲜有，反而更多的是那些关于“炸机”事故的讣告。先用一段简短的文字表达一下喜提新机的喜悦，再配上一组桔梗地里的“自燃”报告，我愿称其为范式，当然，这其中也不少是被电线“绞死”的。
面对“炸机”，多数人都是能够倘然面对的，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自己的操控技术还是有着清晰的认识——那怎一个菜字了得。“炸机”的确怪不得产品，但这也从侧面暴露了植保无人机商业模式本身存在的问题。
很明显，无人机从消费级市场转向应用级市场，其购机目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能够想象，当一个热爱极客文化的技术达人在买到一款无人机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弄清它的技术原理，然后苦心专研操作技术，最后或许还会收获出各种连开发者都想不到的玩机技巧。
而当一位农民拿到一款据说能够对付农忙的生产工具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赶紧装好农药，让其晃晃悠悠地起飞。而这种赶鸭子上架的行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炸机”。也正是因为大疆的率先降价，让此前对植保无人机不甚了解，本来持观望态度的人匆匆选择了购入一台大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前些年网传的一众“炸机”帖中，飞控相对更加稳定的大疆反而比极飞的出镜率更高。
这些“炸机”现象让我们能直观地看到，提供完善的飞手培养与无人机维修服务是多么重要。而在对服务的重视程度上，大疆与极飞确实表现得大相径庭。
此前，大疆为植保无人机业务设立的售后服务点非常有限，出了问题基本都是采用邮寄返修，而这一去一来动辄半个月，可问题却依旧没能解决。对此，知乎有网友对大疆植保无人机售后的评价是：痛到让你怀疑人生。
反观对手极飞，自打壮士断腕——在2015年砍掉除农业领域外的所有业务，极飞每年都会在全国各地举办新品推广会，深入田间地头介绍自己的产品。而这样的推广会在去年更是上演了不下2000场，遍及全国 30 多个省区市。会上，极飞除了介绍产品、分享经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宣传其配套的产品服务。
可以说，极飞想走的是一条“产品+服务”的路线。
最初，在极飞还未正式开放代理渠道售卖无人机的时候，涉足服务的这条路子其实就已经存在了。为了验证其产品可靠性，更是为了从传播渠道的最底层提高自己的品牌声量，极飞一直都采取着卖服务的模式。
通过建立直营的服务团队，为农民上门打药或提供相应的技术援助。而设身处地的植保作业也为极飞积攒许多宝贵的应用经验。在后续推出的配套管理系统中，用户不仅能够在系统上查看和管理团队、无人机及相关设备，还能够及时捕捉附近的植保需求，实现在线接单。
“用无人机作业，大疆喷完了，极飞的飞机还没起飞。”这是业内关于植保无人机的一个梗。笑谈背后，体现的是这两家植保无人机在服务过程中的操作模式差异：
依赖于基站、RTK技术等，极飞的植保无人机在起飞前需要作大量的工作，包括划定区域、设定路线、农药喷洒量等等，为用户制定一个针对性的植保方案，而使用者最后只需一键启动无人机，后者便会开始自主作业，期间不需要人为干涉。
与极飞不同，大疆植保无人机虽然作业前也会收集数据进行一些规划，但在后面具体的操作中，它还需要人为监控和操作，其操作优势更多的体现在平衡与稳定上。
整体看来，极飞提供的是一套完整的服务，而大疆提供的则是一套产品和技术。
另外，极飞在产品销售的模式上也比大疆来得更加灵活与人性化。
就在极飞的第一款至宝无人机P20首发的那段时间，由于其技术成本还未能与大疆抗衡，一套标准套件需要花上9万多元，比起友商确实要贵了不少。但极飞也并没有选择死磕，在这9万多的套餐中，每一个模块都是可以自行搭配组合而非必须全数购买。其次，极飞还同时开设了租赁服务，交上10万元的押金就可以按需拟定租用合约，打消了大家对“一锤子买卖”的顾虑。
这样的思维还一直被极飞延用到了新机的销售方案之中。当新的产品发布后，消费者便可将老一代产品带到服务点，按照自己的需求购买和更换升级组件，这不仅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复购成本。
而大疆显然是没有料到这些。
自2015年发布MG-1以来，大疆每年都会发布新机，若想更新换代，经销商或是植保队就只能全款复购。更为致命的是，随着价格更低的新产品的出现，原有的旧产品很难逃脱“积压”的命运。用某经销商的话来说，像植保无人机这种工具型无人机只会迭代越快，死得越快。
在笔者看来，作为未来农业生产刚需的植保无人机，比起学习3C产品快速迭代的路子，传统的4S店模式似乎更加值得借鉴。
那么，极飞仅仅是想开家4S店吗？种种迹象表明，极飞还有着更大的野心。
早在2017年底，极飞就宣布了要主动开放飞行数据给第三方监管平台，推动全行业的数据规范。相应地，极飞也会从这种规范中逐渐获益。用数据将各种智慧农机相互连接，打通农业生产的上下游产业链、资金链，最终建立一个有数据赋能的农业生态系统，这才是极飞想要的。类似的观点在极飞CEO彭斌对此次融资一事发表的讲话中也有印证。
而在记者问询大疆，是否也会在农业领域提供与极飞类似的数据服务时，大疆的公关总监谢阗地则表示：“大疆可以为相关的数据服务提供设备和平台支持，但并不会和生态抢生意”，谢阗地进一步补充道：“从全球的运营来看，数据不是大疆的生意。”
的确，大疆相比于极飞，其最大的优势并不在于对农业领域的深耕，而在于其不断革新的通用无人机技术，以及在其身后日益强大的供应链基础与遍及全球的无人机销售渠道。做植保，不过是大疆在原有业务基础上的一次拓展，在保证基本盘不变的情况下逐渐向应用级市场靠拢，稳扎稳打才是最佳的选择。
单就从国内市场来看，极飞的确会凭借着构建生态系统的大愿景越走越远。但在海外，大疆却拥有着碾压国内的存量市场。
据相关数据显示，在无人机植保比例这一指标上，美国和日本的作业面积已经超过了总耕地面积的50%，而我国在2016年这个数字仅为3%。所以，凭借着更强的海外销售渠道与已有的影响力，大疆依然会在诸如日美这类植保行业已经十分成熟的发达国家占据着难以撼动的地位。
总体来看，无论是大疆还是极飞，抑或是仍在努力的其他玩家，这场世界范围的田间突围依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