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学堂
田小娥本质上是一个传统女人，她渴望守妇道，但社会、时代、家族、命运都不给她机会。她只能用极端的方式反抗：用自己的肉体去诱惑、破坏那貌似神圣的礼教。但在破坏的过程中她时时又回到传统女性的状态，只是这状态维持不久，又被外在的压力击碎。
不同于祥林嫂的，就是她有激烈的反抗，虽然这反抗的代价太大，可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人的出现。在不断地用生命的反抗中，田小娥触及了人类的悖论：道德与人性，自由与专制。在某种意义上，她是接近自由的，接近人本身的。
可这种灵魂出窍太可怕了，作为传统文化严格管束下的田小娥，只有两条路：回归，毁灭。而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封建礼教，以鹿子霖为代表的基层政权都不允许她的回归，不允许她做一个贤妻良母，余下的也就只有一条路：毁灭。
其实被毁灭的何止田小娥一人？冷先生的女儿，鹿兆鹏的媳妇，不是也被可怜而悲惨地毁灭了吗？罪魁祸首还不是那个礼教吗？老辈包办下一代的婚姻，根本无视他们的感受，族规、家法远远大于个人的情感。
田小娥的成功塑造，是陈忠实此作的很大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解构了白嘉轩的圣人形象。关于这一点，无疑继承了鲁迅礼教吃人的叙事传统。
白鹿村就是封建社会的缩影，田小娥无路可走，《玩偶之家》的娜拉还可以离家出走，而她去哪里呢？在那个铁桶似的社会，反抗只有一条出路：死亡。陈忠实是个传统的农村男人，他骨子里还是非常大男子的。
可他内心里有着一重温柔的海洋，从《蓝袍先生》里我们就可以非常真切地触摸到这一点。于是无意识中，田小娥的出现具有了女权主义的色彩，使《白鹿原》具有了多重解读的可能，丰富而复杂，温情而博大。
当黑娃逃走，在这个狼一样的村子，孤苦无依而又美丽异常的田小娥就注定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在这里白嘉轩以“道德”的名义将田小娥推上了罪恶的绞刑架，而田小娥以后的反叛、沦落，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他，而他还以为自己在弘扬正义。这就是中国儒家的必然结局。
想当年，孟子要休箕踞的妻子时，还有一个开明的母亲，可到汉儒，原始儒家的那一点开明宽容就不见了。而到宋明理学这里，女性不但没有一点的自由、权力，而且更是有了原罪，作为女性的原罪。女性只是作为生殖工具而存在，作为男人的性工具而存在，没有丝毫的人的尊严，有的只是家族的尊严，男人的尊严。白嘉轩就是一个变态的家族尊严的维护者，一个已经死去的儒家文明的守墓人。
与白嘉轩的冷酷相比，早期的白孝文更加人性化。他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族长，甚至连族长候选人都不够格。当然这不是白孝文之过，而是时代的变迁。鲁迅的笔下的大哥，曹禺笔下的周萍，巴金笔下的大哥，都已经不具备族长的条件，不管自身条件，还是外部的变化，都已经不给他们这个机会了。
时代的变化让他们认识到了再不能沿着以前的老路走了，他们要走新的路，而旧的礼教、宗法根本不允许，于是他们反叛，他们出走；他们不是新生，就是毁灭。经历磨难的白孝文最后成功变形，成为了新政权的县长，巧妙处死了真正的起义者黑娃，这是小说最精彩的一笔。一个什么都不信的投机流氓最后成了赢家。而他的沦落，这个以白嘉轩为首的儒家礼教难道能脱掉责任吗？
田小娥其实不是一个淫荡的女性，任何女性天生就是好女人，只是这个社会让他们堕落。我们看她对白孝文的态度，开始是一种复仇的快感，是一种邪恶的诱惑，而后来她感动于孝文的痴情，她天性中的善良又一次萌芽了。
她做起了一个贤妻良母，做得那么幸福，可是以白嘉轩为首的家族已经不会给她这个机会了，他们要把她彻底地毁灭。田小娥的死是对儒家的一种嘲笑，是对家族制的彻底否定，是对这个男权社会的一种无言而有力的抗议。鹿子霖霸占田小娥，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做了白嘉轩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中国人对待美女向来只有两种选择：占有，或者毁灭。小说中作者把白嘉轩竭力塑造成一个十全老人的形象，甚至圣人的形象（朱夫子是小说中明里的圣人），但是过犹不及，而且白嘉轩的形象在小说中更多的是大仁却奸，是一个专制独夫的形象，许多青年人的毁灭都是因为他的存在。他从礼教出发，成为了与作为政权象征的鹿子霖一样的负面力量。
倒是在田小娥这里，作家内心的许多东西无意之中却爆发出来，写出了一个真实的复杂的田小娥。如果说田小娥属于生活的赐予，灵魂的颤栗，那白嘉轩其实更多的是理念的写作。
田小娥的身体（肉体）无疑是美丽的，这在第九章田小娥一出场，作家就明白地告诉了我们。正是这个美丽的肉体给了腐朽的男权社会一个很大的冲击，他们接受不了这个诱惑，他们必须除之而后快。从古以来美丽的女人总是祸水，因为那些掌权的男性总是过不了那一关。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懂女性美的民族，中国男性从来没有学会欣赏女人的美，他们的占有欲太强烈了。历史总是一再地印证着这个道理。他们在这样无耻地做的时候，还要找一个堂皇的理由，那就是家族利益，那就是礼教，那就是男人的尊严。
白嘉轩用一个塔镇住了田小娥，无疑也是一种性的象征，不管作家意识到了没有。白嘉轩那么地仇视田小娥，从骨子里也有一种得不到那么就毁灭的阴暗心理。他第一眼看到田小娥就认为她不是一个过日子的好女人，就认定她是婊子，白家的祠堂决不给她开一丝缝。
他是典型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是儒家思想渗透下的忠实奴才。我们看他在实行家法、族法时多么的正义、无私，可他内心里就没有恐惧，没有对自己的压制？我感觉他鞭打的不是白孝文、田小娥，而是他心里的一个魔，一个难以摆脱的魔。我们看小说的开头，劈头就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了七房女人。”我以前对这个开头很不以为然，对作家之后的长达几页的生猛描写，曾颇有微词。
我现在懂了，其实这是作家的微言大义，白嘉轩有幸福的家庭，有性的疯狂，更有强大的族权，可他绝不允许田小娥有一点自由，一点柴米油烟的幸福。在他第一次对田小娥行刑时那种狠心，“从执刑具的老人手里接过刺刷，一扬手就抽到小娥的脸上，光洁细嫩的脸颊顿时现出无数条血流。
小娥撕天裂地地惨叫。”这种残酷的行动下，难道就没有掩藏着他丑恶的灵魂？《圣经》里的耶稣宽容了一个行淫的妓女，他对捆绑妓女的那些人说：你们谁觉得自己没罪，就可以惩罚她。但大家都走了。是什么让白嘉轩这样人觉得自己就是圣人，就无罪，就可以对别人施加酷刑？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宋明理学下的中国男人，都希望女人成为贞妇，可从内心里又瞧不起她们，他们也喜欢所谓的荡妇。而中国的女性其实是非常愿意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可她们偶一失足就会被残忍地剥夺一切爱情和有利于提高思想和智慧的权利。甚至常常还不是她们的过失，而是由于天真无邪、真诚挚爱而被男人欺骗。在她们知道美德和罪恶的区别之前她们就已被凌辱，在她们刚有了幸福生活之后，礼法却用各种神圣的名义蹂躏侮辱。这究竟是谁之过？
第十七章结束，田小娥尿了鹿子霖一脸尿，并大骂：“鹿乡约你记着我也记着，我尿到你脸上咧，我给乡约尿下一脸！”雷达说：“奇举、奇文！田小娥嘲弄的不止是卑鄙的鹿子霖，还有‘乡约’――容不下她的礼教。”①可谓的评。黑娃闹革命，正义之中也充满暴力血腥。国民党反扑过来，却把无辜的田小娥掉上高杆施以酷刑。
田小娥骨子里是一个有情有爱的人，一个有尊严的女子。他勾引白孝文成功，可并没有一丝的报复的快活。白孝文被施以族法，赶出家门，她非常愧疚。而当时的白孝文骨子里也不是一个大恶之人。白嘉轩太自以为是，你当年七房老婆的豪壮，你的自负不仅害了田小娥，也害了儿子。
白孝文是一个干不了坏事的人，在田小娥床上多少天，也楞是没有成功。可当被赶出家门，被大家唾骂之时，他才成功地享受了鱼水之欢。这里面难道就没有父亲施加的恐惧心理作怪？田小娥也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小说第二十五章她的鬼魂开始复仇，白鹿原上瘟疫盛行。
这一段的描写很可怕，虽然也有北方农村的真实，但作家自己意志介入太多，既要写出田小娥的无辜，也要表扬白嘉轩的正气，描写难免就有了混乱，让读者也不知所云。这无疑与作家理智层面对儒家的过度热爱有关。好在作家对儒家的热爱也仅仅是处于朴素层面，他也不是什么新儒家，对儒家其实并没有多少深入的了解，于是作为农民那些朴素的人性时不时会爆发。
田小娥终于借鹿三的身体喊出她的不平：“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秸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
田小娥死的时候，是裸体死去的，她那回头的一瞥，是多么的惊异，那一声“啊……大呀……”，是何等凄婉。当礼教的受害者鹿三一把匕首刺向田小娥的美丽强健的后背时，老人感到了一种无力与恐惧，当然也感到了一种快意。可田小娥那回首一瞥中有着多么的无辜，多么的难以理解。“杀田小娥的不应是‘好人鹿三”，却又偏偏是鹿三，宗法势力往往要借助他这种长满厚茧的手来实施杀人。”
这话说的多好。白嘉轩这样的人是不会亲手去杀田小娥的，他要杀就光明正大的杀，因为他认自己为正义。往往是这些忠厚老实的文盲最后扮演着凶手的角色，这就是儒家文化的可怕所在。鲁迅先生的小说早就深刻揭示了这一点。当然，鹿三毕竟是一个好人，杀了田小娥后，他经常有听见她的一声“大呀”，“看见水缸里有一双惊诧凄怆的眼睛，分明是小娥在背上遭到戮杀时回过头来的那双眼睛”。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说：“丧失了名誉的女人想象她自己堕落到了低级得不能再低级的地位，至于重新获得她以前所拥有的地位，那是不可能的；任何努力都无法将这个污点洗刷干净。因而，她失掉了所有的鞭策力量，并且没有任何其他维持生存的手段，于是卖淫就成了她唯一的庇护所。由于环境的影响，她的品质迅速地堕落下去，而这个可怜而又不幸的人对这种环境几乎是没有丝毫力量的”。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女人所受到的懒惰闲散的教育所致的。在这种教育中，女人总是被教导应该依靠男人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并且把她们自己的身体看做是男人努力供养她们所应该得到的回报。在白鹿原那个封闭的社会里，田小娥堕落的责任应该由以白嘉轩为首的家族负责，由那个男权社会负责。
可他们却非常轻易地把责任推到了田小娥身上。她们摧毁了她所有的尊严、自由、幸福，却对她的肉体不愿放弃，不愿摧毁，他们都想占有她，享受她。雷达说：“田小娥既有勇于叛逆蔑视礼教的一面，也有见识浅薄，水性杨花，做人没有底线的一面，她由反抗残害到报复偷情，再到纵欲无节操，这是怎样的一种复杂和多面！鹿子霖好色、乱伦，乘人之危，连半个人都不是了。”
我觉得这里雷达先生对田小娥的苛责，还有着男权的心理在。正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说的，当社会不给一个女人一点生存的空间，一点人的尊严，她又怎能坚守住“底线”？在郭举人家吃香喝辣的田小娥，跟上黑娃后，连一个象样的住处都没有，只有一个破窑洞。但田小娥并没有嫌弃。她说了：“我不嫌瞎也不嫌烂，只要有你……我吃糠咽菜都情愿。”
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黑娃与田小娥依然同居到一起，不管村人的非议，不理族规的蔑视。他们这样勇敢的举动，就连见过世面的现任白鹿初级学校的校长鹿兆鹏都非常佩服：“你敢自己给自己找媳妇。你比我强啊！”并激动地说：“你――黑娃，是白鹿村头一个冲破封建枷锁实行婚姻自主的人。
你不管封建礼教那一套，顶住了宗族族法的压迫，实现了婚姻自由，太了不起太伟大了！”不过，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田小娥、黑娃对于爱情、自由的追求还停留在原始的朴素阶段，并没有自觉的理性认识。
他们的可贵就在这里，局限也在这里。白灵、鹿兆鹏都受过教育，比较有理性了，对爱情、自由有一种自觉的追求，但时代的洪流还是吞噬了他们。社会在大转型，大动荡，大巨变，任何人都无法预测自己的命运。但他们不管自觉，或朴素地追求自由、爱情的行为，无疑都值得肯定。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田小娥绝对是一个无情无意的婊子，可是在黑娃、白孝文的心里，她是他们的最爱。当做了滋水县保安大队文秘书手的白孝文终于回到了白鹿村，却发现田小娥已死，他的感情是那么的诚挚，他跑到已经被他父亲填了的窑里去看曾经给他幸福与甜蜜的人，发誓一定要割下凶手的头。作家这里的描写虽短却力量巨大。
而代表着礼教、政权的郭举人、鹿子霖仅仅只是把她当做工具，当作玩物而已。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人性的险恶，也看到了白嘉轩所谓正义、尊严、家法、族规的真面目，它们后面的阴险与专制。当田小娥以鬼魂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不平，他却将她打入镇妖塔下，永世不得翻身。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自由的艰难，但也看到了自由的曙光。
只是作家的描写明显地有了混乱，他意识层面的礼教束缚与无意识中的人性自由光辉，开始发生了混乱。“五四”运动多少年了，他竟然还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来解读中国近代史，民主科学之光怎么还是那么的暗淡？
他理智层面的认识：近代中国的动荡是因对儒家文化的继承态度引起的，也根本是站不住脚的结论。他对朱先生、白嘉轩的描写明显地有儒家文化合理性的倾向，这种先入为主的落后思想引起了整部小说的混乱。作家浓墨重彩塑造的朱先生，应该说是一个优秀的儒者，或者说大儒，可面对巨变的社会，他还不是束手无策吗？
其实，这正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儒家文化的落伍过时。而作家对他的描写也有人为夸大不实之处，破坏了这个人物形象的合理性，尤其红卫兵挖墓挖出的砖头上，还刻着字：折腾到何日为止，真是欲状朱夫子之智而近妖了。好在作家还是一个纯正的农民，不乏农民的正气，所以才有了田小娥，这个反叛儒家文化，这个被儒家文化摧残毁灭的不屈精魂。她像一根钢钎撬塌了所谓儒家文化纸糊的高塔。
当黑娃回到山上，“捉住酒瓶把烧酒倒洒在钢刃上，清亮的酒液漫过钢刃，变成了一股鲜红鲜红的血流滴到地上；梭镖钢刃骤然间变得血花闪耀。黑娃双手捧着梭镖钢刃扑通跪倒，仰起头吼叫着：‘你给我明心哩……你受冤枉了……我的你呀！’
当黑娃说出：“我媳妇小娥给人害了”的时候，“梭镖钢刃上的血花顿时消失，锃光明亮的钢刃闪着寒光，原先淤滞的黑色血垢已不再见。”这里，作家农民的善良天性一览无余，真是神来之笔！
2007年10月20日晨，我从西安的一家旅馆出来，拦了一辆出租车就往西安市东南郊白鹿原而去，阳光很好，不多时间，就看见像海浪一样的一条线，司机说那就是白鹿原了。
白鹿原原名狄寨塬，属秦岭余脉，临近狄寨乡，往南即入蓝田县界。此地原为农村，现在已经成了大学城。我们一直到了白鹿原的顶上，下车在那里一站，清秋的风吹来，我感觉到田小娥的存在，她在这块土地上的气息。
那一刻，我似乎听到了激越悲壮的秦腔，看到了秦腔声里的田小娥，一个高亢悲壮而多情美丽的烈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