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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们的冰雪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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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此刻,我在西安东郊的浐灞河边,遥望着京城的方向,不由想起北京冬天有关冰雪的记忆。这就如同儿时第一次看到雪花,我们在追逐中看到它一点点在手心中融化,你会发自内心地问:雪花为什

正文摘要:

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此刻,我在西安东郊的浐灞河边,遥望着京城的方向,不由想起北京冬天有关冰雪的记忆。这就如同儿时第一次看到雪花,我们在追逐中看到它一点点在手心中融化,你会发自内心地问:雪花为什么从天上来?除此以外,我们还自制了冰车、陀螺等冰上运动器材。其实,在我看来,不管哪种形态的雪,都是具体又抽象的,都是以人的心情决定的。我说,听您的,咱们就如同过雪山草地吧。第二天一早,是不可能再去西柏坡了,更不可能去槐树庄,于是我们挤上了回京的列车。列车上,我本想告诉胡健,当时我父亲正在住院,是胃癌晚期,可一直没有说出口。致我们的冰雪记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随小编一起看看吧。

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此刻,我在西安东郊的浐灞河边,遥望着京城的方向,不由想起北京冬天有关冰雪的记忆。

资料图 王金辉 作图

孩子小的时候,大都会问母亲,我从哪里来?很多母亲往往会说,你嘛,是从河沟里捡来的。如今,当我们步入中年,如果再问我从哪里来,其请教的对象便不是母亲,而回答的恰恰是你自己。这就如同儿时第一次看到雪花,我们在追逐中看到它一点点在手心中融化,你会发自内心地问:雪花为什么从天上来?为什么是六角形的?今天要寻找到答案似乎不是什么问题,只要在网上一搜,一秒钟就知道答案。可是,对那样的标准答案我却本能地拒绝,因为那会限制我的想象力。

孩子的思维是富于幻想的,也是天然具有创造力的。上小学时,每到冬天,学生们就会在学校的角落里寻找废旧的桌椅。注意,我们可不是要学雷锋把废旧的桌椅修理成可以使用的,而是把那铁架子拆解下来,回家砸成单刀或双刀状,然后镶嵌在两块木板里,两边再系上四根粗线绳子。这样,一双简易的冰鞋就算完成了。除此以外,我们还自制了冰车、陀螺等冰上运动器材。至于溜冰场嘛,在郊区有的是鱼塘、河沟,那冰面虽然没有专业的溜冰场那么讲究,可也足以让我们这些农村娃玩个潇洒痛快。记得有一次在家门前的小河沟滑冰,那冰面尽管只有两米多宽二三十米长,可我依然能单脚双脚交替着滑,甚至还可以来几个旋转动作。滑过几次后,就不免有些得意,恨不得把小伙伴都叫来欣赏一番。有道是乐极生悲。一次,就在我完成了一个单脚旋转动作后,一个不小心,冰刀撞在一块裸露的砖头上,瞬间把我摔得四仰八叉,脑袋轰的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待几分钟后醒来,我看了看蓝天,又摸了摸后脑勺,有个大包已经明显凸起了,好在没有出血。我慢慢起来,走到那块砖头前,用冰刀狠狠剁了一下便悻悻地回家了。

相对于冰天而言,雪地似乎更多了些许浪漫,但南方和北方的雪显然又是不同的。鲁迅先生在《雪》中这样描写:“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腊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胡(蝴)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而在张贤亮的笔下,“黄土高原的雪绮丽无比。它比南方的雪要显得高贵、雍容、壮阔、恢宏大度;南方的雪使人感到冬天确实来临了,北方的雪却令人想到美丽的春天。雪,才是黄土高原上真正的迎春花。”其实,在我看来,不管哪种形态的雪,都是具体又抽象的,都是以人的心情决定的。

2009年11月,我和女作家胡健等人应邀到西柏坡参加一个红色散文的颁奖活动。原定下午三点半的高铁,只需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达石家庄。孰料,快要检票时,广播突然传来消息,说因为南来的火车晚点,我们这趟车也要晚一个小时发车。无奈,我们只好在聊天中打发时间。交谈中,胡健告诉我,她父亲胡可年轻时在冀中一带打过游击,后来他结合根据地解放区的土改生活,于1962年创作了话剧和电影《槐树庄》,她母亲胡朋在其中扮演了女主角郭大娘。我对胡健说,咱们这次到西柏坡参加完活动后,可以顺便到槐树庄去看看。胡健说,她也正有此意。我和胡健亦师亦友,有着30年的友谊。在1996年春节前夕,我曾和中国文联领导到家中探望过胡可胡朋夫妇,两位老艺术家的谦虚和蔼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下午四点半,火车终于出发了。我打电话给石家庄文联主席老袁,告诉他一小时后到站,让他做好接站准备。但我们想得太美了,列车开出20分钟开始变慢,到了保定后,其速度用牛车形容都是快的。怎么回事?列车出故障了?这种经历我遇到过多次,但我们没有收到列车的广播通知。我不停地打电话给老袁说:别着急,我们还要晚点,晚点!谁能想到,这一晚点竟然达3个多小时。到了石家庄,走出站台才发现石家庄已经被近一米厚的大雪覆盖,这雪是突如其来的,后来听新闻说是六十年未遇,整个城市陷入了瘫痪。我们坐在接我们的汽车里,在停车场里就是开不出来,车头不停在原地打转转。不觉又经过了两个多小时。这时,已经先期到达西柏坡的人纷纷打电话问我们何时到,我对老袁、胡健说,咱们快做决定吧,西柏坡不去了。即使车子勉强开出车站,西柏坡路上也是大雪茫茫,咱们如果去,说不定会冻死在路边都没人发现。胡健说,那咱们就下车到附近的酒店住下,有什么事明天再决定。

事情的发展没那么乐观,我们同行的四个人分成两个组,按两个方向去找酒店。我和胡健一组,手牵着手深一脚浅一脚地沿路去问酒店是否有房,服务员都不耐烦地回答没有,没有。那一刻,我们真的有点绝望了。最后,胡健说,咱们得往火车站远处走,哪怕是五里十里也行。我说,听您的,咱们就如同过雪山草地吧。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们终于到了一家五星级酒店,一问,服务员说只有一间套房,1700元。进了房间条件还好,我让胡健住里间,我在外间。经过这七八个小时的折腾,我们都饿得够呛,不约而同地说:走,吃饭去。夜晚的石家庄虽然灯火通明,可所有的饭馆几乎都打烊了。又是一路跋涉,我们才在一家面馆吃了碗雪菜肉丝面,还好老板没有因为雪天而宰我们一刀。

第二天一早,是不可能再去西柏坡了,更不可能去槐树庄,于是我们挤上了回京的列车。列车上,我本想告诉胡健,当时我父亲正在住院,是胃癌晚期,可一直没有说出口。现在,大雪让我速回北京,冥冥之中是不是父亲在呼唤我呢?我想是的。

(原标题:我的冰雪记忆)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红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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