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学堂中新网6月21日电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印度尼西亚国家警察总监蒂托·卡尔纳维安表示，船员疏忽大意可能是印尼渡轮在多巴湖倾覆沉没的原因，近200名乘客在该事件中失踪。警方认为，渡轮实际载客人数超出允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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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6月21日电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印度尼西亚国家警察总监蒂托·卡尔纳维安表示，船员疏忽大意可能是印尼渡轮在多巴湖倾覆沉没的原因，近200名乘客在该事件中失踪。警方认为，渡轮实际载客人数超出允许载客人数的4倍，也可能是导致渡轮沉没的原因。卡尔纳维安指出，船长被列为嫌疑人。该地区负责运输的官员也将受到传讯。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多巴湖发生渡轮沉船事故，致192人失踪，3人死亡，18人获救。事故原因目前尚未查清。中国船长在印尼海域离奇失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随小编一起看看吧。
中新网6月21日电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印度尼西亚国家警察总监蒂托·卡尔纳维安表示，船员疏忽大意可能是印尼渡轮在多巴湖倾覆沉没的原因，近200名乘客在该事件中失踪。
警方认为，渡轮实际载客人数超出允许载客人数的4倍，也可能是导致渡轮沉没的原因。
倾覆事故后获救的渡轮船长已被警方拘留审讯。卡尔纳维安指出，船长被列为嫌疑人。该地区负责运输的官员也将受到传讯。
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多巴湖发生渡轮沉船事故，致192人失踪，3人死亡，18人获救。事故原因目前尚未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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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船员工作：年薪100万我也不去了，何况只是年薪10万
远洋渔船像是一个漂浮的牢笼。无论我，外籍渔工，还是中国船员，都只是“劳动工具，”留或走，都不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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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行驶到了南太平洋。眼前毫无遮挡，只有海和天。我在船尾，循环播放着什么歌，看见了一只鸟。我盯着这只鸟在想，在海上这样广阔的视野里飞走，它得飞多久呢？
现在是下午3点，只有我和它还能这么“悠闲”。在这条远洋渔船延绳钓船上，其他二十多个船员正在甲板上经历他们一天中最忙的时候。他们凌晨4点下钩。上千个钩，放完要用6个小时。下午2到4点开始起钩，用时是下钩的两倍。一天下来，船员至少工作17个小时，常常作业到天亮。
但我是这艘船上的渔业观察员。
根据人力中介的招聘描述，我“不参与船上的捕鱼作业，每天测鱼80条左右，工作时间1-2小时”“年薪十万左右，投五险，包吃住”。听上去是份难得的好工作。当然，前提是中介说的都是真的。
2016年6月，我刚在宝鸡的职校（职业技术学校的简称）熬完了第二个学年。宝鸡是陕西省的一个地级市，也是我的家乡，因为担心别人没听说过，我总说自己来自西安。虽然为了扩大职业教育规模，最近又要搞什么“中考禁止复读”、“职普（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五五分流”，但依我不学无术的这两年来看，从职校毕业，还是前途渺茫。
也就是那年暑假，表哥来我家做客，不经意间，他提到有“远洋渔业观察员”这种工作，问我想不想做。他没多说什么，只是讲工作很累很苦喔，你考虑清楚。
作为一个生长在内陆的“旱鸭子”，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工作。既然待遇不错，我的条件也达标，还能去外面的世界看看，那还上什么学？我当然要去！
当月，我就到了某大学接受为期两个月的培训。原来，不知道“渔业观察员”不是我孤陋寡闻，而是这工作本就鲜为人知。参与培训的一共也只有30多人，比我想象中少得多。最终能通过考核，踏上远洋渔船的，大概也就十几人。
渔业观察员可以分为国际的和国家的两种。按照国际区域性渔业协定，针对不同船种，一定比例的观察员会随渔船出航。像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就曾规定，在其海域作业的围网渔船和转载船，观察员的覆盖率需要达100%；延绳钓船需要有5%的覆盖率。这些观察员的任务就是随船进行独立的渔获数据收集，监督、报告非法捕捞行为。
参照国际规定，中国的远洋渔业国家观察员也需配对专门的船型。像是南极磷虾船、公海拖网加工船、围网渔船都必须配有渔业观察员。而我主要负责的延绳钓船，是不需要百分百覆盖的种类。全中国，像我这样的金枪鱼延绳钓船观察员也就是二三十个人。
最终，我们上船，进行科研和执法监测。听上去十分端正、光鲜？然而，尽管用工量相当小，中国的远洋渔业观察员也已经断层，绝大多数研究者、大学生不再愿意登上渔船。相关用工只能通过劳务派遣公司面向社会招募，再由农业部和指定的大学共同培训。这才打开了我的机会，或者说，我们的机会。
同期受训人员中，有一些老渔民，但更多的是像我这样的二十岁左右的愣头青。高中或是专科学历，让我们对未来乐观不起来，被“嫌弃”的渔业观察员就成了可能性的新起点。
培训主要分三部分，一是学习如何去获取鱼类的生物学信息，也就是“测鱼”。二是了解法律法规，对作业渔船进行执法检查。作业海域范围、渔具规格、渔获配额、种类都有相应管制，一定要合法。三是作业安全。
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讲“太平洋大逃杀”——一艘开往秘鲁的船，在海上失去踪迹。8个月后，它被中国渔政（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简称）拖带回港时，船上的11名船员已经杀害了16名同伴，还有6人失踪。
“不要在船上起任何冲突！”培训老师耳提面命。
出海了之后，船长就是法律。在船上受了委屈，也要等到回港之后再处理。
7月12日，还没过19岁生日的我，拿到了农业部远洋渔业培训中心颁发的中国远洋渔业观察员证书。8月31日，劳务派遣公司给我买了机票，要我去南太平洋岛国斐济，一艘远洋渔船正在斐济的港口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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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等我的不是大海、风浪，而是红灯区。
这是一艘45米长的金枪鱼延绳钓船。追逐着金枪鱼群，从太平洋公海和周围岛国的经济海域游历归来后，它在斐济靠港。我见到它时，船身正在喷蓝色新漆，一时让人看不出新旧。
于我而言，这是将要上船的时间点。但对于船员来说，他们漂了一年半载后，终于可以下船了。在卸货、补给、船只保养都完成后，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码头有很多船员们熟悉的酒吧、赌场，专做他们的生意。我一到就成了船员们的“红灯区翻译”。
那间酒吧叫Angela Club（天使俱乐部）。店里乌烟瘴气，烟熏得眼都难睁开，音乐喧闹劲爆。最让我惊讶的是，这里竟然还有中国女孩。当然，更多的是一群年近四十的女性，看起来像当地人。她们很熟络地跟船员打招呼。其实也不用多聊什么，她们会直接问船员能出多少钱。最终的“报价”通常是几百斐济币，那时人民币对斐济币汇率大概是3:1。
船员们在赌场没输完的钱，会在这里花完。
我以为他们和我一样，是抱着猎奇心理来长见识的。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每次到港都会走这套流程：吃饭，去赌场，去酒吧，喝好后再挑个女人过夜。
为了打发时间，每个船员都有电脑，而每台电脑里都少不了A片。我还记得一个烟台船员，他的电脑几乎24小时不停地循环播放三级片，一有时间就看，他也不嫌烦。
在海上没有开销，工资能存下来。但动辄长达一两年的船期，会让欲望在靠岸时被报复性地释放。有的船员工作了好几年却回不了家，因为钱都在声色场所里花光了。
虽说是有些胡作非为，但也是不难理解的人性。
因为出海后，他们的生活状态就完全不同了。
那只手满目疮痍，有鱼钩嵌进去的痕迹，有海水泡白的厚茧，有外翻的死皮，有干裂的伤口。看得出来，旧痕上又有新伤。手张开时，血还会往外渗。可那是才26岁的年轻的手啊。
船长是山东石岛人。小老头长着一张国字脸。明显的晒痕、不离手的烟，还有自带的威严感，都说明他做船长很久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年级这么小，上船干嘛？”
上船后，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和3个船员住一间房。房间里阴暗潮湿，到处都是蟑螂。木头里还会长出一种吸人血的臭虫，咬人特别狠。
紧随其后的第二道坎是晕船。上船三四个小时候，我就呕吐不止。海浪大时，渔船就像一台骰盅。人就是骰子，被肆意地翻来覆去。
没有治疗晕船的特效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在连续吐了一周后，我开始吐血丝，身体不住地颤抖，手指不受控制，整夜睡不着。船长让我躺在驾驶室，轮机长给了我可能是船上唯一的橙子。那股清香我一直没忘。但我还是吐了。
连续在海上作业的远洋渔船，营养很难跟得上，吃的是冷冻蔬菜，喝的是经淡化处理的海水。船上的药只够处理简单的皮外伤和感冒、发烧。万一生了大病，正在作业的船不会轻易为了一个人回港，只能汇报给公司，听任公司安排。所以我不能病倒。吐了，那就再吃。
“吹吹海风，吃吃海鲜，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只是幻想。不管到哪，钱都难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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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我终于适应了渔船上的生活，能够慢慢开展一些工作。通常，一份工作真正实操起来后，你就能看出人力中介有多会粉饰招聘广告。然而，在渔业观察员的行当，似乎没有这种必要。举个例子，当时中介说我每天要测80条鱼，而实际上根据当时培训的项目组的要求，我需要测量每日渔获的80%，包括测量鱼嘴下颚到胃叉的距离，记录渔获性别，看看鱼胃里有什么。
但这完全取决于船长的水平和运气。在我跟船期间，多的时候一天能钓一百多条，少的时候只有七八条。虽然非常少见，但运气最差时，也有全是空钩的情况。没想到，中介口中的“测80条鱼”竟真的是工作量的上限。
与之紧密相关的是我的执法监督工作。为什么在渔获并不总是理想的情况下，还有不少渔船愿意漂在远海，而且一漂就是一两年呢？因为“保护近海资源，支持远洋捕捞”是国家政策，落在实际层面，就成了对远洋捕捞行业极为丰厚的补贴。这是远洋渔业公司克服不稳定性，扭亏为盈的关键。因为担心非法捕捞会导致失去申领补贴的资格，船长们都很谨慎，如果钓到鲨鱼、海龟或者其他濒危生物，他们会立即放生。
两项工作都没有想像中艰难。而且除了每个月要用船上的卫星电话向项目部的老师进行汇报外，实际上没有人直接监督我的工作。
借着空闲时间，我得以越过眼前开了腹的金枪鱼，看到大海深处更广阔的故事。
这艘船上，按国籍能分出两拨人。8名中方船员（绝大多数是山东人）和16名印度尼西亚籍船员。甲板上劳动强度大，印尼船员每天的工时长达16小时。中国年轻人不再愿意做这样的辛苦活。所以中国渔船只能去招收外籍船员。而且他们的薪资也低，一个中方船员的月薪在1万人民币左右，印尼船员只有500美金，折合人民币也就两三千块钱。
年龄是另一条分界线。东南亚船员普遍很年轻，而中国船员年龄比较大，四五十岁的偏多。对于印尼船员来说，他们没别的事做，所以年纪轻轻只能在船上谋一口饭。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很像，都是捡了别人不要的“起点”。只是因为生在中国，我能选“渔业观察员”，他们却只能选“渔工”。
记得有一天，和我关系不错的一个印尼船员坐在甲板上抽烟。我走过去问他“能给你拍张照吗？”他笑着同意了。结果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了他的手。那只手满目疮痍，有鱼钩嵌进去的痕迹，有海水泡白的厚茧，有外翻的死皮，有干裂的伤口。看得出来，旧痕上又有新伤。手张开时，血还会往外渗。可那是才26岁的年轻的手啊。
这样的交流不多。中外两群船员之间充满张力，他们生活上会分开，饭也各做各的。只有我卡在中间——虽然我是中国人，但我和印尼船员年纪相仿，能用零星的英语交流，最重要的是我不代表船长方的利益。
好在对于船舶物资的分配，我们的船长会做到人人平等。基本上船长有什么，底下的船员不分国籍也都会有。船长对我也挺照顾。没事时，听他讲讲人生，吹吹牛。有事时，比如大风大浪来了，他会提醒我，叫我待在甲板里。这也是我能坚持到第二个航次的原因。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坚持的资本和力气。中国船员主要出自山东、福建、浙江三省。内陆来的，多半是被骗的。我们的厨师就是其中之一。他原本是河南的农民，花了一两万中介费才求到出国打工的机会。没办法，儿子要结婚，彩礼就得二三十万。
他在船上应聘的工作是厨师，但没想到除了厨师的活，他还得承担大量甲板上的工作。
我问他“这次上岸后，你还会再回来吗？”
他摇着头说“再也不上船了。”
出海3个月后，尽管鱼仓没装满，我们还是在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靠了港。大家一窝蜂地上岸消遣，船长却心不在焉，有时话说到一半，就沉默不语，恍神了。
后来，我才知道，靠港之后，船长得知妻子病重，非常担心。根据合同，他的航次没结束，不能回家。但船长还是买了机票，很快就回国了。
至此，印尼船工们2年的合同到期，各自回国。我的第一个航次也在这里结束。中国船员边在岸上消遣，边等待着下一个循环的起锚。两天后，我告别他们，回国休息。
渔船静静地停驻在萨摩亚的阿皮亚港口。不知有多少人还会再回到这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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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31日，我再次来到斐济，准备登上我的第二艘远洋渔船。不论船型、航线、作业方式，它都和第一艘如出一辙。
但这次之后，打死我也不会再上船了。
新船长面相很凶，满脸横肉，嘴角一颗痣。见他的第一面，我就心里发怵。事实也证明，船长确实不好相处。他平日里喜欢站在二层的驾驶室，俯瞰下面干活的船员。谁要是做得不好，他就直接拿着话筒，狂飙脏话。
大家在底下习以为常，也不会理会，除非突破他们忍受的极限。
那天风浪大，我留在驾驶室值班。突然，船长指着一个新手印尼船员大发雷霆。大副把这个船员拉到了驾驶室外。我想是为了羞辱，船长命令印尼船员脱掉衣服。船员也老实，当时就把衣服脱了。但这还不够，船长顺手扯过走廊栏杆上晾着的一条内裤，把印尼船员的手反绑起来，让他在驾驶室外罚站。印尼船员就一直低着头，咬着嘴唇，脸色发青，脚止不住地抖。
我忍不住多嘴说了一句“船长，这样不太好吧？”船长骂道“这帮*养的，肯定得好好整一整。”
大概过了10分钟。底下的印尼船员骚动了起来，交头接耳，似乎商量着什么。突然，他们都罢工了。几个脾气暴的船员直接冲向驾驶室。船长见状赶紧派大副给船员松绑，然后锁上了驾驶室的门。推搡之间，其实互相语言也不通，大副只能不停地重复“no problem，no problem”。但印尼船员依旧很激动，隔着驾驶室的玻璃，指着船长骂。
“靠港之后，一定要把这几个闹得凶的开掉。” 船长显得波澜不惊，抽出叼在嘴里的烟头，一一记住了这几张东南亚面孔。
虽然无奈，但我也只能当一个旁观者。我是“观察员”嘛。我只观察，不涉足船上的任何问题，不和船长起争执。直到船长的目标变成我。
渔船燃料用尽之前，要在海上进行补给。那天，邮轮来送油，需要有人乘快艇去邮轮上记录加油数据。这本是轮机长的工作，船长却安排给了我。一直以来，为了避免冲突，船上的大小事我都顺着船长。结果这反倒助长了船长越界的底气。我的航期还远远没有结束，如果得罪他，今后我该怎么在船上待下去？
“不要在船上起任何冲突！”
再次想起培训老师的这句话，我抱着不惹事的心态，答应了。
邮轮非常大，得有100米长。当我试着从快艇爬上邮轮的软梯时，一道浪把我推了出去，踏出一半的脚直接踩空。万幸，我的一只手挂在了软梯上。真是非常具体的“命悬一线”！当时还有一个状况，因为嫌麻烦，船长没给我救生衣。我又不会游泳，如果掉进海浪里，估计也就没了。
4个月后，我的航次结束，但渔船还得继续作业。而船东企业刚好有另一艘船要回港，便让我转移到那艘船上。
那天，当我准备坐快艇登上那艘船时，一个印尼船员揹着行李，纵身跳进海里，朝那艘船游去。他不想干了。
当然，他没能逃走。几个中国船员把他拖了回去。之后免不了一顿打，我看到大副一直在扇他耳光。
远洋渔船像是一个漂浮的牢笼。不论我、外籍渔工，还是中国船员，都只是“劳动工具”，留或走，都不由自己。他们得一直干到鱼仓装满，才能回港。
直到今天，虐待船员的事还会发生。别说在船上了，在职场中也是一样。排资论辈、恶性竞争、势利冰冷……我们都是打工仔，都是工具人。金钱的逻辑无孔不入、无处可躲、无法反抗。
当然，大海比职场残酷。我接触到大部分船员，在岸上时，跟我有说有笑，性格非常好；但上了船之后，他们会性情大变，一点小事就可能点燃冲突的引信。
回港后，我把收集的海洋生物的标本交给了项目组，把船长虐待劳工、不合理对待观察员的事情写在航次报告里提交了。
因为这件事，船东公司的老板还纠缠了我一周，要求我把报告撤销，因为这可能影响他们申领政府提供的燃料补贴。
这么近距离地凝视过深海后，看透了这种环境对人的伤害后，我就不会再上船了。
但我也没离开这行，直到今天，我还在海外远洋基地做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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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过几部手机后，我做远洋渔业观察员时拍的照片都遗失了。唯独那张海鸟的照片留了下来。那是2016年的某个午后，在第一艘远洋渔船的船尾，我循环播放着什么歌。一只鸟在我的视野里飞了很久。渺小不过如此。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和大多数在城里打拼的人有了相同的感受。没钱、没学历、没背景，我只有自己。我想用自己的努力，撑起一片天。
回想表哥来做客的那天，我因为第一次听说可以当渔业观察员而激动不已。有时几秒钟走过一个关口，就注定了今后好几年的人生流向。
后来我才知道，我走时，父亲哭了。他为我将走向一条陌生的路感到担心，我明白那种无力感。但我的学历不高，想要熬出头有多难，我比谁都清楚。远洋捕捞行业后继无人，船员用工还处于断层状态，大家都珍惜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这让我觉得人生又有盼头了。
文/Medon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