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1904—1994）别名常廷芳，我国第一代敦煌艺术家，敦煌石窟艺术保护与研究的先驱。“如果没有常书鸿，就没有新中国的敦煌艺术”周总理在参观了敦煌艺术画展后，给予常书鸿高度评价。
漫漫黄沙，烈日下踽踽而行的驼队，曼陀铃声悠远而苍凉，千佛洞里红妆烂漫的壁画，唐装美女反弹琵琶，飞天的绸缎舞出一抹绚烂的色彩……
如果不是看到伯希和的《敦煌图录》，常书鸿也许不会离开被称为时尚之都的巴黎；如果不是站在莫高窟前，面对这座宏伟的建筑，为里面举世无双的壁画震动得心在战栗，常书鸿不会在这里一留就是五十年。
夕阳西下，岩顶的沙粒被染成一片金色，金碧辉煌的壁画在默默地诉说着远古的回忆，躺在病床上的耄耋老人，魂萦梦牵着他一生工作的地方，临终前他只有一个遗愿，让自己的妻儿继续回到敦煌。
1936年常书鸿从法国回到祖国，第二年日军入侵，他去敦煌的梦想被推迟了。他和妻子辗转迁徙，来到贵阳，正遇上日军空袭，在这场空袭中，他的妻女差点被日军的炸弹炸死。
有人不理解常书鸿，在巴黎有名有利，为什么要回中国。常书鸿说我只有回到中国，才能离梦想的敦煌更近一些。
1942年战情稍一稳定，常书鸿就领着家人坐着一辆驴车，长途跋涉来到莫高窟。当时莫高窟条件非常恶劣，四面风沙，无水无电，连研究经费都凑不齐，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对三个窑洞千幅壁画的保护工作。
1945年常书鸿的妻子陈芝秀忍受不了条件的艰苦，和一个年轻的军官私奔了，把两个年幼的孩子丢给他，这对常书鸿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同事们劝他把妻子给追回来。经过一个晚上的痛苦思考，常书鸿选择了留下，他不能丢下未完成的工作，这里严重缺乏人手，他们正在对窑洞的壁画进行临摹，这项工作很艰巨。
在敦煌的头几年，酱油拌面条就是他们的主食，没有梯子，他们就用棍子绑上绳子来代替，几十米的高度，一不小心就坠落了。最令人头痛的还是经费问题，当时国民政府国库空虚，付不出研究所的经费，常书鸿就义卖临摹的壁画，筹集经费，来解燃眉之急。
常书鸿最爱的一幅壁画，是《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他常常站在壁画前，神情肃穆，萨陲那太子以身喂虎，这是多么伟大的献身精神，而自己则是为敦煌的保护事业献身，大丈夫在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的，是值得的。
为了守护心中的圣地，常书鸿硬是把自己逼成了一个苦行僧。
1958年，敦煌艺术展在东京开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日本友人送诗赞叹“敦煌卫士，勋功永在，一生苦斗业，日人亦感怀，苦卫数十载，后继有人来。美术出宝洞，红日升天中，世界齐赞赏，万民仰威荣”
周总理也称赞常书鸿，是我国保护敦煌的第一人。
那么弃他而去的前妻后来过得怎么样呢？
陈芝秀的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她回到杭州后给军官安排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如果中华民国不亡国，陈芝秀和常书鸿可能各过各的生活，互不打扰。但新中国成立了，陈芝秀因为老公曾是一名旧社会的军官，受到了政治牵连，没有了经济来源。
原本作为艺术家的陈芝秀可以去求助昔日的艺术圈朋友，谋得一份工作。但陈芝秀之前抛夫妻子，与军官私奔的丑闻，让她在艺术界的名声扫地，而她自己又曾是大家闺秀，脸皮薄，拉不下颜面求人，于是她只好又改嫁他人。但改嫁并没有使陈芝秀的生活好转，不久她又产下一子，生活更加窘迫，只好去给人当帮工来换取生活费。
反观前夫不仅在艺术上，在仕途上取得了的成就，陈芝秀内心一定是不平静。她曾说过一句话，我这辈子，一失足成千古恨。
陈芝秀一生曾有两次选择。一次是斩断和军官的情丝，回归家庭。可她忍受不了敦煌的艰苦，不想为艺术献身，只想做个小资的艺术家。
另一次就是解放前，她可以随军官离开大陆去台湾或香港，但陈芝秀看到很多艺术家朋友去了台湾和香港，失去了工作，要重新开始，她又舍不得内地的繁华了。两次选择，一次让她身败名裂，一次让她失去丈夫，失去经济来源。
至此一代雕刻艺术家只能在穷困潦倒中度过了她的一生了。
